全國首例：信托公司在通道類業務中是否可以免責？

一審：(2018)滬0115民初80151號

二審：(2020)滬74民終29號

一審：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二審：上海金融法院

華澳信托是否應對吳某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

2013年6月，上海寅潯與華澳信托簽訂《單一資金信托合同》，約定該信托為指定管理單一資金信托。委托人上海寅潯指定將信托資金由受托人華澳信托管理，用于向浙江聯眾公司發放貸款。2013年6月至8月期間，上海寅潯向社會公眾募集資金，吳某認購100萬元。

之后，華澳信托與浙江聯眾公司簽訂《流動資金貸款合同》，華澳信托根據《信托合同》約定將上海寅潯交付的信托資金（包含吳某的投資款）向浙江聯眾公司發放貸款。基金到期后，上海寅潯未向吳某返還本金。經查，吳某的投資款100萬元被上海寅潯執行事務合伙人委派代表陳某等人用于歸還案外人遼陽紅美置業有限公司股東的對外債務。

2018年6月29日，上海一中院作出刑事判決，認定陳某、林某、王某犯集資詐騙罪等。至案發，各投資人共計收到5308萬余元，尚有2.3億余元經濟損失。吳某起訴認為華澳信托沒有對信托項目進行有效監管，導致損失，應該全額承擔賠償責任。

上海浦東新區法院一審判決：華澳信托對吳曼根據刑事判決通過追贓程序追索不成的損失在20萬元的范圍內承擔補充賠償責任。宣判后，吳曼與華澳信托均提出上訴。

華澳信托與上海寅潯簽訂《單一資金信托合同》，根據該合同約定，委托人自主決定信托設立、信托財產運用對象、信托財產管理運用處分方式等事宜，自行承擔信托資產的風險管理責任和相應風險損失，受托人僅提供必要的事務協助或者服務，不承擔主動管理職責，故該業務應當認定為通道業務。

盡管《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第二十二條規定“金融機構不得為其他金融機構的資產管理產品提供規避投資范圍、杠桿約束等監管要求的通道服務"，但由于上述業務開展于2013年，根據“新老劃斷"原則，系爭單一資金信托合約非屬違規業務，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仍應當依據信托文件的約定加以確定。

一、關于華澳信托是否有義務核查信托資金來源，是否構成誤導投資者的問題。

上訴人吳某認為，吳某系基于對華澳信托的信賴而進行投資，其誤以為所投基金是華澳信托的信托產品，華澳信托明知系爭信托的委托資金來源于社會募集，卻在電話回應投資者詢問時做了誤導性回應。上訴人華澳信托則認為，犯罪分子的募集行為與華澳信托無關，華澳信托無義務核查信托資金來源。

本院認為，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表明，雖然犯罪分子在募集資金時利用華澳信托產品進行宣傳招攬，但華澳信托本身并未參與資金募集。同時，按照當時2013年的法律法規，信托公司對委托人提供的信托資金來源并無核查的義務，但信托公司內部從審慎管理的角度出發，確有審查委托人資金為自有資金的規范要求。

本案還存在如下特殊情況：首先，華澳信托參與系爭單一信托項目的負責人員已了解到資金來源于向社會不特定人員募集的事實，公安機關對各方人員的詢問筆錄均證實曾有私募投資者向華澳信托致電征詢。由于委托人本身為有限合伙企業，符合合伙型私募基金的法律特征，華澳信托作為專業的金融機構，對此資金募集形式應有充分認識。其次，華澳信托在掌握較多資金與項目信息、知曉自身與項目投資風險關聯度的情況下，未對犯罪分子借用其金融機構背景進行資金募集的行為采取必要防控措施，也未對社會投資者作相應警示，客觀上促成了犯罪分子的集資詐騙行為。況且，行政監管部門也曾認定華澳信托存在對機構委托人未作充分調查，對其委托資金來源的調查流于形式，對該信托計劃的委托資金來源未盡到合規審查義務，違反了審慎經營規則。

由此，本院認為，華澳信托在信托業務開展時對委托資金來源的審核未盡必要注意義務，對吳某等投資者投資被騙受損負有一定責任。

二、關于華澳信托是否有義務對信托產品所涉項目開展盡職調查，其出具《項目風險排查報告》的行為是否侵害到上訴人吳某的利益。

根據本案信托合同約定，華澳信托依據委托人的指令履行后續管理義務，不對借款人和信托資金運用的項目做實質性盡職調查和審核，只提供事務管理服務。因此，華澳信托在系爭信托產品運行過程中確實無義務對項目開展盡職調查。

但是本案特殊之處在于，信托存續期間，華澳信托在不負有盡職調查之合同義務的情況下，應委托人要求向犯罪分子王某等人出具了《項目風險排查報告》，該報告稱“流動資金項目的資金用途經運營部確認無異常，用款符合合同約定……浙江聯眾公司經營狀況良好，工程建設進展順利，財務狀況穩定。……遼陽紅美置業作為本項目擔保方運營正常，還款能力也較強，也能較好的保障信托計劃本息的安全。"從事后查實的結果看，《項目風險排查報告》內容明顯虛假。

本院認為，被動管理型信托業務中，信托公司雖主要依據信托合同約定履行相應義務，但其在以自身名義獨立從事信托管理事務時，仍應盡到合理注意義務。本案中，雖然華澳信托系依據委托人指令履行后續管理義務，自身并無主動調查的義務，但并不代表其可以在未經調查的情況下出具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的《項目風險排查報告》。華澳信托作為專業的金融機構，在明知委托資金系屬私募募集資金的情況下，更應當審慎回應委托人提出的明顯不合理的要求。華澳信托出具的《項目風險排查報告》雖為內部資料，但被犯罪分子利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的相關規定，在信托設立后，受托人對信托財產所投項目的盡職調查、信托存續期間的事務管理等負有全面管理的責任，因此吳某等投資者從上海寅潯處看到《項目風險排查報告》，有理由相信系爭產品受到了信托公司的監管和核查。

因此，華澳信托出具虛假調查報告的行為客觀上起到了蒙騙投資者的作用，應對吳某等投資者投資被騙受損負有一定責任。

三、關于華澳信托是否有義務對信托財產進行監管，并對流動資金貸款無法收回的結果負責。

信托通道業務的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仍應當依據信托文件的約定加以確定。本案中，《單一資金信托合同》約定委托人指定受托人將信托資金向浙江聯眾公司發放信托貸款，借款人逾期不能償還貸款本息，受托人有權提前終止本信托并以信托財產原狀形式向受益人進行分配，損失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擔。該約定表明，華澳信托作為受托人，僅負有根據指定發放貸款并最終收回貸款的義務，華澳信托并不負有主動管理的職責，也不承擔貸款風險。事實上，華澳信托根據單一信托委托人的指令將款項發放給浙江聯眾公司后，對后續資金流向和使用情況也無法進行監管。

因此，上訴人吳某認為華澳信托對信托財產缺乏監管，導致款項被犯罪分子轉移的主張，缺乏事實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所述，上訴人華澳信托在開展單一資金信托業務中存在違反審慎經營原則的情況，一定程度上侵害了上訴人吳某的利益。至于上訴人華澳信托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和比例，原審法院綜合考慮認為，犯罪分子陳某某、王某、林某某等人的集資詐騙行為是本案中吳某等投資者損失的根本和主要原因，吳某自身對其損害發生亦具有過錯，應自行承擔相應損失。華澳信托在管理涉案信托業務過程中的過錯行為一定程度造成了吳某等投資者損失，酌情認定其對吳某的涉案損失承擔20%的補充賠償責任。

本院認為上述責任認定主次分明，比例合理，應予認可。上訴人吳某同時系(2017)滬01刑初50號刑事判決的被害人，其民事權利可先通過刑事追贓、退賠方式得以保障，原審判決上訴人華澳信托就投資者刑事追贓程序追索不成的損失在20萬元的范圍內承擔補充賠償責任，應屬明確可行，本院予以支持。

一審法院判決：

一、華澳信托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對吳某根據(2017)滬01刑初50號刑事判決通過追贓程序追索不成的損失在20萬元的范圍內承擔補充賠償責任。

二、駁回吳某的其余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