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實踐中的金融借貸利率問題

《民法典》第680條規定：“禁止高利放款，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該條是法律法規首次明確禁止高利貸，既適用于民間借貸亦適用于金融借貸，并將利率的具體標準交由“國家有關規定”界定，此類規定不限于司法解釋、政府規章、一般規范性文件等，具有實踐中的靈活性和可操作性。

2004年10月28日，央行作出《中國人民銀行關于調整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通知》，從2004年10月29日起，金融機構貸款利率取消上限管制。2013年7月19日，央行作出《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通知》，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在明文規定層面，金融機構貸款利率自此再無上下限管制。

2017年8月4日，最高院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第2條規定：“嚴格依法規制高利貸，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貸款人同時主張的利息、復利、罰息、違約金和其他費用過高，顯著背離實際損失為由，請求對總計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調減的，應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此條規定中的24%可調減標準與2015年版民間借貸司法解釋所確立的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相一致。

2019年11月8日，最高院發布《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雖未直接界定相關利率標準，但強調了金融服務實體、降低融資成本的前提，明確在LPR機制施行后裁判貸款利息的基本標準應改為相應LPR標準，禁止民間借貸中的高利轉貸行為、職業放貸行為，并針對金融借款糾紛中常見的服務費、咨詢費、顧問費、管理費等變相利息問題規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提供服務的實際情況確定借款人應否支付或者酌減相關費用。”

2020年8月20日，最高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將民間借貸利率得司法保護上限由原先的24%調整為“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的四倍”，且預期利率、違約金或其他費用等總計亦不得超過前述上限，當前LPR的四倍約為15.4%，但該規定亦明確“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從事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因發放貸款等相關金融業務引發的糾紛，不適用本規定。”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

• 關于民間借貸的利率問題規定較為明確詳細，且針對實踐中出現較多的轉貸、職業放貸、涉刑等細節均做了較為細致的認定，嚴格規范民間借貸市場秩序的意圖十分明顯；

• 現有法律體系已將金融借貸納入規制當中，《民法典》首先明確禁止高利放貸，前述多個司法解釋亦多次強調了金融服務實體、降低融資成本的法理核心思路，且部分條款針對金融借貸中產生的變相利息等問題加以明確規制；

• 現有法律法規體系未對金融借貸的利率上限進行明確界定，部分司法解釋針對變相利息過高規定了超過24%部分可予以適當減免，但需指出該規定并非直接將金融借貸利率保護上限界定為24%，與民間借貸的一刀切式的保護上限規定有本質區別。

部分法院在審理金融借貸利率問題時，援引2017年8月4日最高院所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第2條：“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貸款人同時主張的利息、復利、罰息、違約金和其他費用過高，顯著背離實際損失為由，請求對總計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調減的，應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該條針對金融借貸綜合成本設置了24%標準，與2015年民間借貸規定所確定24%上限一致，實質上在個案審判中達到了限制金融借貸利率上限的效果。目前，此種裁判思路是司法實踐中關于金融借貸利率上限問題審理的主流。

以下案例均為該種裁判思路的明確體現：

最高院二審重慶瑞富行投資有限公司與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2019]最高法民終70號），該案判決書載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關于‘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的規定，債務人瑞富行公司可以請求法院予以調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第二條第2項規定‘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貸款人同時主張的利息、復利、罰息、違約金和其他費用過高，顯著背離實際損失為由，請求對總計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調減的，應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該規定作為國家審判政策，對于司法審判中裁判相關問題具有規范和指引作用，理當予以遵循，以統一規則尺度。”一審法院據此以24%標準進行調減，最高院二審予以支持。

最高院二審中國青旅實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中信信托有限責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2019]最高法民終776號）中，一審法院依據前述最高院意見第2條對于中信公司有關利息和逾期付款違約金超出年利率24%的部分不予支持，最高院二審認定一審法院的調整有法律依據，予以支持。最高院二審香山國際游艇俱樂部（廈門）有限公司等與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等合同糾紛案（[2018]最高法民終949號）中，法院認為信達公司從建行處受讓訴爭債權并未改變案件金融借款的屬性，并根據前述最高院意見第2條的規定，依據債務人請求對債權人主張的利息和違約金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不予支持。

需指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第2條的規定調整金融借貸利率有嚴格適用前提，即借款人在訴訟程序中提出主張，請求進行調減，法院并不可主動進行適用，這與民間借貸相關規定明確設置保護上限有所區別。最高院再審廣州市宏都房地產有限公司、廣州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從化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2018最高法民申6161號），原審程序中債務人并未就借貸成本超過24%部分主張進行減免，因而原審法院依據相應合同約定判決債務人承擔的實際年利率超過了24%，其在再審申請中再行主張減免，最高院依據民訴法的相關規定予以駁回。

此外，經北大法寶檢索，各地高院審理案件中，諸如遼寧省高院二審（2020）遼民終300號案件、云南省高院二審云（2020）云民終785號案件、甘肅省高院二審(2020)甘民終88號案件、河南省高院二審(2020)豫民終174號案件、北京市高院二審(2016)京民終308號案件、浙江省高院審理（2019）浙民初27號案件、河北省高院審理(2019)冀民初25號案件、廣東省高院審理(2019)粵民初35號等眾多案件在審理中適用了前述司法解釋對于案涉金融借貸利率總計超過24%的部分不予支持。

部分法院在實務中首先認可金融借貸利率自2013年央行發布新規后已無明文規定的上限及下限要求，但又從立法、監管、市場等層面出發，論證認為金融借貸利率不應高于民間借貸利率，或者金融借貸利率應受到更為嚴格的限制，進而相關司法解釋中規定的民間借貸利率上限應參照適用于金融借貸當中。

以下案例均為該種裁判思路的明確體現：

最高院二審山西柳林宏盛聚德煤業有限公司、山西宏盛能源開發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件（[2017]最高法民終927號）中，最高院認為實踐中非銀金融金融借貸本身就存在實際融資成本過高的現象，融資成本過高違背了金融服務實體的本質，甚至一定程度上阻礙實體經濟的發展，并進一步認定：“較金融借貸的市場定位而言，民間借貸是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不足的有益補充，而民間借貸的風險防控及承受能力相對于金融借貸較低。按照金融借貸與民間借貸的市場定位和風險與利益一致的市場法則，金融借貸利率不應高于民間借貸的利率，故金融機構的融資費用上限亦應參照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民間借貸利率上限即年利率24%，這也符合2017年8月9日印發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第2條的司法指導意見精神。”

云南省高院再審尹正武與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2018]云民申917號），云南省高院認為金融借款利率雖已無上下限規定，但仍應受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限制，該案裁定書載明：“雖然中國人民銀行已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交由金融機構自主確定，但此舉旨在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通過市場競爭提高金融機構的經營能力和服務水平，促進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改革的目的是讓金融機構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絕非放任其牟取高利，相較于民間借貸，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應受到更為嚴格的限制。平安銀行昆明分行按合同約定主張的逾期利息和復利超過了法律保護范圍，一審判決酌情調整為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予以支持并無不當，二審判決予以維持是正確的。”

上海市一中院二審萬邦飛訴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案（[2016]滬01民終11384號）中，二審法院同樣認為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相比于民間借貸應受到更為嚴格的限制，且其論證過程更為嚴密，涉及監管政策、社會公共利益、市場風險定價原則等多個角度，具體在于：

“首先，雖然中國人民銀行已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并不規定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的上下限，交由金融機構自主確定，但此舉旨在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通過市場競爭提高金融機構的經營能力和服務水平，促進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也即，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上限的目的絕非放任金融機構牟取高利。其次，法律之所以介入到民事主體之間的合同約定，限制民間借貸的利率，一方面是出于資金優化配置的考量，防止資金脫離實體經濟，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限制高利行為，防范社會危機。通常意義上，借款年利率24%以上即為高利。金融機構與從事民間借貸行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同為平等的民事主體，其從事借款等民事活動亦應當遵循公平原則，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第三，金融機構貸款風險低于民間借貸，從資金來源上看，金融機構是法律認可的吸收公眾存款的機構，其用于貸款的資金來源較為穩定；從風險管控上看，金融機構除了收取高額利息，尚有其他措施保障借款人履行還款義務，例如事前嚴格審查借款人資質，事后將違約信息上報至征信系統等等。貸款利率的定價與其風險密切相關，就此而言，金融機構的貸款收益不應高于民間借貸。”

此外，徐州市中院二審中銀消費金融有限公司與徐飛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2017]蘇03民終5842號）中，一審法院認定債務人支付利息及滯納費用不超過24%，其裁判論證過程與前述案件中上海市一中院裁判論證過程相近，二審法院亦認為此標準充分保護了債務人合法權益，對此予以維持。

此種裁判思路在司法實踐中并不多見。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于2017年8月印發實施，(2016)滬01民終11384號案件于2016年作出判決， (2017)蘇03民終5842號案件作為二審判決作出的時間是2017年11月；(2017)最高法民終927號案件于2018年3月作出判決，雖然該案中最高院通過論證金融借貸利率不得超過民間借貸利率上限，進而應參照適用相關民間借貸規定，但同時亦指出該標準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第2條的司法指導精神；(2018)云民申917號案件于2018年9月作出裁定，但并未在裁定中直接援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以及相應民間借貸司法解釋規定。我們可以看出，通過論證金融借貸利率不應高于民間借貸利率上限并參照適用民間借貸相應司法解釋的情形較少，且部分案例有其特殊時間背景，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發布后，審判機關更多依據該意見第2條裁決金融借貸糾紛中的利率上限問題，只是24%標準恰與2015年所發布舊版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對于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規定相一致。

四、司法實踐中金融借貸利率裁判思路三

部分法院在審理一些特殊金融借貸案件過程中，將金融借貸法律關系認定為實質上的民間借貸法律關系，進而依托于法律關系性質的改變適用2015年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將案涉利率的上限界定為24%。通常，此類裁判思路見于銀行委托貸款、信托受托貸款、收益權溢價回購等通道放款案件。

以下案例均為該種裁判思路的明確體現：

最高院二審北京長富投資基金與武漢中森華世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等委托貸款合同糾紛案（[2016]最高法民終124號），法院首先認定該案委貸法律關系實質上為民間借貸關系“長富基金、興業銀行武漢分行與中森華房地產公司三方簽訂《委托貸款合同》，由長富基金提供資金，興業銀行武漢分行根據長富基金確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額、幣種、期限、利率等代為發放、協助監督使用并收回貸款，興業銀行武漢分行收取代理委托貸款手續費，并不承擔信用風險，實質是長富基金與中森華房地產公司之間的民間借貸，委托貸款合同的效力和長富基金與中森華房地產公司之間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均應受相關民間借貸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制。”進而結合案件審理的時間特點，根據《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27條、第29條規定精神，參照適用2015版《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確定的年利率24％司法保護上限。

最高院二審吉林翔瑞投資有限公司、吉林省吉煤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2019]最高法民終1465號），最高院認為：“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貸款通則》第七條的規定，委托貸款的受托人根據委托人確定的利率代為發放貸款，只收取手續費，不承擔貸款風險。本案中，委托貸款的利率主要由委托人吉煤投資與借款人德成實業雙方自主協商確定，受托人惠民村鎮銀行不承擔貸款風險，該借貸行為明顯有別于商業銀行自營貸款業務，在性質上與普通民間借貸趨同。因此，對于案涉《委托貸款合同》項下借款的利率限制標準，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規定的利率上限確定。”最終，該案判決超出2015年版民間借貸解釋規定的24%上限的逾期利息不受支持。

最高院二審北京天悅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訴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域新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王某瑛、黃某海合同糾紛案（[2019]最高法民終433號），最高院認定案涉《股權收益權轉讓及回購協議》不屬于合同法規定的有名合同，一審法院判決根據協議性質參照合同法分則中最相類似的借款合同的相關規定處理，適用法律正確，回購價款中的基本價款在實質上屬于歸還借款本金，回購價款中的溢價款在實質上屬于支付借款利息，且“因安信公司以信托財產從事對外融通資金業務，該信托財產既非其自有財產，也無證據證明該資金來源于銀行、證券等其他金融機構，應參照民間借貸相關規定處理。”最終最高院判決支持的溢價款以24%年化為上限。

此外，如最高院審理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與梅州地中海酒店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糾紛案（[2018]最高法民再54號），該案中最高院并未直接將委貸關系直接界定為民間借貸，而是論述其具備金融借貸和民間借貸的雙重特點，需結合實際情況具體分析定性并確定適用規則，并強調：“現行法律及司法解釋未對委托貸款的利率上限作出限制，鑒于委托貸款系由委托人而非作為貸款人的金融機構確定借款利率等合同主要條款并實際收取利息，同時考慮到委托貸款與民間借貸在資金來源相同的基礎上亦可推定其資金成本大致等同，人民法院確定委托貸款合同的利率上限時當參照民間借貸的相關規則。”

實踐中金融產品抑或民間借貸的變種形式多種多樣，此類結合具體情形作出分析定性并最終確定適用規則的裁判思路具備合理性。但我們也應當認識到不宜將金融實踐中的通道產品過度擴大化作穿透理解進而將上層投資者與底層債務人之間的法律關系穿透界定為民間借貸。此外，實踐中爭議較多的還有小貸公司是否屬于金融機構，小貸或消費貸等是否屬于金融借貸。針對該問題司法實踐并不統一，各類規范性文件的表述亦不一致，但以司法視角來看，小貸公司的設立、金融資質的審批、借貸行為的業務性等特點明顯區別于無前置門檻的、隨機屬性偏多的民間借貸，2019年出版、最高院民二庭編著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理解與適用》一書亦將小貸公司、典當行認定為金融機構，且強調“原則上說，凡持牌經營的金融機構簽訂的借貸合同，都屬于金融借款合同的范疇。”在金融監管趨嚴并加大對小額貸款行業的資質審批與業務管理的形勢下，小額貸款這類實踐中最為常見的借貸行為應被定性為金融借貸。 

依據2020年8月20日正式實施的民間借貸新規第32條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出：

• 新受理案件即適用新規中的利率保護上限，且新規取消當事人自行認可的債務利率空間，超過LPR4倍的一律無效；

• 新受理案件中借貸行為發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LPR機制未施行），可參照起訴時LPR的4倍確定保護上限，實質上是對前款規定作出完善；

• 2020年8月20日之前已審結或已受理在審的一審、二審案件均適用原2015年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即該類案件的利率保護上限仍應為24%。

此前，溫州市甌海區人民法院所作出（2020）浙0304民初3808號判決引起較大爭議，該案件為銀行渠道的金融借貸案件，判決書載明原告平安銀行起訴時間為2020年7月14日，訴求利率為年化24%，法院認為原告主張的合同履行期內的利率、罰息、復利總和已超過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的保護上限，逾期利率同樣已超過該保護上限，故判決支持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范圍內的訴請。但該案中法院并未闡明適用該保護上限的論證過程，該案為金融借貸案件，并不可直接適用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相關規定，且該案于2020年7月14日起訴，雖受理時間不明確，但即便需參考適用最新民間借貸新規，仍需仔細論證其適用時間問題。因而該案件法律適用環節并不嚴謹。目前，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已對該案進行二審判決，明確指出民間借貸新規不適用于金融借貸，亦指出該案受理時間為新規實施之前，就此糾正一審法院在法律適用過程中的錯誤，并在貸款合同約定逾期利息高于年化24%的情況下，結合上訴人亦即原審原告關于按年化24%主張貸款利息的請求，最終判決支持上訴人的訴請。

在北大法寶中以15.4%作為關鍵詞進行全文檢索，并限定審結日期為2020年8月20日至2020年11月12日，同時限定案由為金融借款合同糾紛，可檢索出案件判決為5件，僅其中2件案件為2020年8月20日之后起訴或受理，均為浙江溫嶺市人民法院審理。在（2020）浙1081民初7300號案件中，債權人在訴訟中主動將逾期利率主張變更為按15.4%標準計算，法院最終據此判決支持；在(2020)浙1081民初7442號案件中，債權人所主張逾期利率超出15.4%，但法院最終直接判決以15.4%為標準計收逾期利息，且并未在判決書中闡明這一判決標準的依據，缺乏邏輯論證過程。同時，筆者在經歷大量檢索后發現，民間借貸新規實施后，于2020年8月20日后受理的金融借貸合同糾紛案件，法院判決按年化24%標準支持逾期利息等綜合成本的案例同樣存在，如（2020）浙0212民初11551號、（2020）湘0981民初2334號案件。前述兩案件均適用簡易程序進行審理，債權人相關訴請即為24%標準，法院判決書較為簡明且并未涉及調整利率的情形。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間借貸新規對于民間借貸糾紛本身的巨大影響，在北大法寶中以15.4%作為關鍵詞進行全文檢索，并限定審結日期為2020年8月20日至2020年11月12日，同時限定案由為民間借款合同糾紛，可檢索出案件判決為120件。但筆者亦發現部分法院存在前述（2020）浙0304民初3808號判決中一樣的法律適用問題，即將部分受理期限在2020年8月20日之前的案件亦按新規標準判決。目前，所涉及新規或15.4%標準的裁決還以基層法院判決為主，后續仍需繼續觀察其適用問題。

自民間借貸新規實施以來，關于其所設定利率保護上限問題的討論就一直存在，核心爭議點在于金融借貸利率是否適用或參照適用同一上限標準，不僅作為司法問題被行業內關注更是上升至金融借貸體系相比于民間借貸體系是否應受到更為嚴格的利率監管的高度被大加討論，前述（2020）浙0304民初3808號判決及其二審亦因此備受關注。結合司法實踐和社會爭論可以看出，雖然新規的具體適用還需進一步觀察，但新規中LPR4倍的利率保護上限無論對于民間借貸還是金融借貸而言都具有十足的威懾力，至于新規在民間借貸案件審理中如何做到新老訴訟嚴格正確劃斷以正確適用相應上限標準的問題，則需由司法實踐進行拓展，本身并不存在爭議。

結合前文，以往司法實踐中無論是前述三種裁判思路的哪一種均不是在金融借貸法律關系中直接適用相應民間借貸司法解釋規定進而直接限制金融借貸利率上限，要么是通過適用2017年最高院意見關于金融借貸綜合成本的調減規定，要么是充分論證金融借貸利率不應高于民間借貸，要么是將部分金融通道類業務定性為民間借貸或具備民間借貸屬性，進而在實質上達到了將金融借貸利率保護上限與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相統一的裁判效果。這種通過司法智慧所達成的裁判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融監管本身所面臨的尷尬，即使法律關系定性不同，其實質權益的保護上限至少是統一的。反之，若在新規之下民間借貸適用新的4倍LPR利率上限保護標準，而金融借貸利率卻仍以24%為保護上限（目前24%遠高于4倍LPR，且LPR今后存在繼續下行可能），那么監管者所面臨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質疑將會持續不絕。僅以溫州中院的判決即得出新規所確立的4倍LPR的上限標準今后不適用或不以其他方式作用于金融借貸當中實屬言之過早。筆者認為，民間借貸新規不適用于金融借貸并不意味著4倍LPR標準不會被參照或以其他方式適用于金融借貸當中，在奉行結果正義的司法倫理價值體系下，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的下調必然會影響到金融借貸，筆者亦期待二者在今后的司法實踐中繼續保持事實上的統一，當然亦不排除后期最高院出臺專門規定加以明確。

金融借貸中經常存在變相利息問題，諸如財務顧問費、投資顧問費、咨詢費、手續費等。對此，2019年最高院所發布《九民紀要》第51條有明確針對性規定：“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中，借款人認為金融機構以服務費、咨詢費、顧問費、管理費等為名變相收取利息，金融機構或由其指定的人收取的相關費用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提供服務的實際情況確定借款人應否支付或者酌減相關費用。” 2017年最高院所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第2條規定：“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貸款人同時主張的利息、復利、罰息、違約金和其他費用過高，顯著背離實際損失為由，請求對總計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調減的，應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亦將“其他費用”納入整體融資成本考量，總和超出24%部分法院將不予支持，民間借貸新規亦有類似表述，變相利息實質上屬于資金融通的成本，和票面利息趨同，受到利率保護上限的明確規制。但需指出實踐中經常出現的債權人為實現債權而支出的費用，諸如訴訟費、律師費、公告費等不屬于前述變相利息或其他費用范疇，不受利率上限的規制。對于上述問題，司法實踐較為統一， (2019)最高法民終1505號、(2019)最高法民終814號案件、廣東省(2019)粵民終24號案件等均有明確判決。此外，實踐中還會出現變相利息收取主體與票面利息收取主體不一致的特殊情形，一般而言，司法實踐會考量其借貸實質，若變相利息收取主體與借款人為關聯關系，而變相利息收取所對應無實際對價服務，則變相利息通常仍會被納入總和成本考量是否超出利率上限；反之，變相利息收取主體與借款人無關聯關系，亦有實質對價服務，則大概率不會納入利率上限總和考量范疇。